李相日:披著悲觀外殼的樂觀主義者

撰文： Kantorates | 發布日期： 2017年09月17日

日本著名導演李相日獨家專訪

前言

日本新一代著名導演李相日近日應邀到美國三藩市，參加日本電影節(Japanese Film Festival of San Francisco)活動，出席電影《怒》的放映，跟歐美觀眾分享影片拍攝心得。本站特別把握機會，跟李導演進行訪談，話題由《怒》開始，一直講到電影與族裔及社會的關係，以及他對日本電影發展的看法。本站十分感激李導演在百忙中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我們的專訪。

• 以下訪問以英語和日語進行﹐ 由影展工作人員Christopher Scott協助翻譯。
• 特別鳴謝JFFSF和Larsen 公司為我們安排是次的專訪。

誰是李相日?

李相日，1974年生於日本，是第三代韓裔移民，大學時候開始參與錄像拍攝，其後進入日本電影學校就讀，憑畢業作品《青~chong~》在PIA電影節中受到注目。

2002年，李相日完成劇情長片處女作《Borderline》，及後拍攝《69》及《Scrap Heaven》等片，才華備受肯定。直到2006年，他的作品《草裙娃娃呼啦啦》(Hula Girls)獲電影旬報評為年度最佳日本電影、日本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及編劇等多個大獎，成為具影響力的新一代名導。

2010年，李相日的《惡人》再次獲得五個日本電影金像獎獎項，並在其他頒獎禮及影展大放異彩。2013年，他一改戲路，改編荷李活電影《Unforgiven》拍攝的同名作品，首次跟男演員渡邊謙合作。兩人其後再下一城，2016年拍攝由吉田修一小說改編的電影《怒》，獲提名多個電影獎項，並參加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最困難的地方，是如何相信自己的判斷力

動映地帶: 今次影展放映的是你的近作《怒》，我們就有這部電影開始說起吧。《怒》的主題不少，當中比較重要的，可能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你覺得在當代社會，要跟別人建立互信是否愈來愈困難?

李: 我覺得從一開始，要相信別人已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每個人的背景、家庭、個人情況不同，建立信任關係本來已是非常困難。 在當代社會資訊流動，不少人可能覺得信任陌生人比以往容易，但其實最困難的地方，是如何相信自己的判斷力，並利用這種判斷力去決定是否信任陌生人。相對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問題，現在我們面對的關鍵點，正是在於是否有足夠自信去相信別人。

動映地帶: 《怒》原著小說的角色不少，你最關注那一個角色呢?

李: 的確故事中包含很多不同的角色，很難說哪一個最喜愛。不過一定要答的話，我想會是沖繩少年知念辰哉吧，即佐久本寶演出的角色。

動映地帶: 相信不少觀眾都會好奇，片中幾張犯人的照片，是否合成圖?因為照片中的人，和三名被視為嫌疑犯的角色都很相似。

李: 是的，片中共有幾張照片，正確來說是四張。當中一張警方發給媒體的通緝照，正是抽取三名演員(綾野剛、松山研一、森山未來)的面部特徵後合成而來，所以看起來和三個人都有點相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樣。這張照片，是一張電腦合成圖。

至於另外三張照片，其實也是電腦製作，都是按照三人面孔更改。透過這些照片，戲中人便會產生疑惑，究竟眼前認識的人，是否就是兇手呢?

動映地帶: 《怒》最讓人留下印象的地方之一，是由坂本龍一譜寫的配樂。可否談一下你們的合作情況。

李: 我一直都很想跟坂本龍一先生合作，相信很多導演也有這樣的想法。說到坂本龍一的音樂，不但旋律悅耳，最重要的是它具有一種真正的厚度。這種深度能夠發掘人類的感情，直探心靈深處。對於我來說，他的音樂和電影的主題是最佳的配搭。

片中共有兩首主題音樂，其一為「怒」，另外一首是「信任」。兩首樂曲分別被用於劇情中一些需要展示情緒的地方，不過我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做法，就是在一些場面中，故意相反採用。舉例說，「信任」有時會出現在戲中人失去信任、角色之間充滿懷疑的劇情中。我希望這樣的安排，能夠為音樂和劇情帶來不一樣的意義。

說到跟坂本龍一合作的方式，主要是在我們完成電影的初剪版本後，由坂本龍一先看了一遍，然後他便創作出「怒」這首主題樂章。至於「信任」，則是之後追加的創作。可以說，這兩首樂曲成為了電影的樑柱。樂曲完成後，我們也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研究應該如何運用。最後我再親自飛到紐約，查看製作完成的音樂和影片。

披著悲觀外殼的樂觀主義者

動映地帶: 你以往的作品喜劇感較濃，例如《草裙娃娃呼啦啦》和《69》，但最近的幾部如《惡人》、《Unforgiven》和《怒》，題材上則比較灰暗。你覺得自己是思想樂觀或悲觀的人?

李: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自我意識挺強的人，正因如此，我常常都會為事情作最壞打算。如果這樣看來的話，我應該是屬於比較悲觀的吧。但是另一方面，若我能夠作出選擇，我還是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夠比較正面。因為自我意識強的人，通常世界觀都是比較灰暗，所以必須透過正面樂觀的思想，去克服這些負面的想法。

這樣說起來的話，我覺得自己可能是披著悲觀外殼的樂觀主義者吧。

動映地帶: 你執導至今，曾分別拍攝原創及改編劇本。你較喜愛哪一種創作模式呢?

李: 兩種我都喜歡。以前我認為拍電影的話，必須要找原創的故事。不管是劇本還是來自其他媒介的故事，必須是原創而且有趣味性的。不過自從我接觸吉田修一的小說後，想法便大有改變，甚至可以說是成為我創作生涯的分水嶺。我認為吉田的小說寫得非常精緻，本身已像是一部電影，內容充滿電影感之餘，很多細節和敘事都非常吸引。正因如此，原創和改編劇本對我來說，已不是非常重要，尤其當你碰到像吉田修一的東西，便更不會堅持說要原創。

現在回想當初我讀《惡人》的時候，真的是有種差點要痛快地叫囂出來的感覺，哈哈。我的意思是，我想要放進電影的東西，幾乎都已經被表達在小說中。我感到非常奇妙，完全被小說的質素和敘事技巧折服。

動映地帶: 說到吉田修一，你曾兩次改編他的小說為電影，包括剛提到2010年的《惡人》和去年的《怒》。他的小說還有什麼其他吸引你的地方?

李: 我最喜愛吉田修一小說描寫的人物。這不是單純表面的東西，而是包括更深層次的人性發掘。他筆下的人物，常常提醒我們一些容易忽略的事情，一些人性弱點和較黑暗的主題。

動映地帶: 你拍過的電影中，哪一部對你來說最為重要呢?

李: 我覺得應該是最近的一部吧，我一直都認為，最近完成的一部，永遠都是對我的創作生涯最重要的。因為我時常都是在想即將要拍的東西，所以新近的事情對我影響是最大的。

動映地帶: 你曾和日本不少最頂級的演員合作，好像渡邊謙、妻夫木聰等，當中有誰讓你最為印象深刻?另外，有沒有一些從未合作的演員，希望能夠起用?

李: 我和妻夫木聰合作三次(《69》、《惡人》和《怒》)，非常欣賞他作為演員的能力。妻夫木聰非常多才多藝，每次都願意作出改變，接受不同的角色，對於導演來說，是十分值得信賴和依重的演員。舉例說，在拍攝《惡人》時，我經常給予他很大的壓力，把他放置於非常不舒服的環境中，但是他仍然能夠做得很好。而在《怒》中，我改變執導方法，讓他自行揣摩角色，可是他並沒有被難倒，同樣表現出色。這些年來，他作為演員，不斷改變和成熟，讓我非常敬重。

至於說到我想合作的演員，會是南韓男演員宋康昊。不過目前來說，我沒有任何參與南韓電影或合拍片的計劃，而且，我聽說他只會說韓語，所以要一起合作，可能會比較困難。

藉著電影探討恐懼和焦慮

動映地帶: 創作生涯到了今時今日，有什麼題材最能吸引你去拍攝?

李: 關於這個話題，我是有點保留，可能不應該說太多。很多人都曾經跟我說，希望看到我再拍好像《草裙娃娃呼啦啦》這種風格較輕快的電影，但我想目前還有點言之尚早。

其實我也在掙扎，以後應該往哪個方向前進。這是因為當我觀察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便會發覺人世間還是有很多苦難，例如人與人之間缺乏互信的能力、對未來產生的種種焦慮、種族間的隔離等，當我看到這些現象，心裡不其然有種使命感，希望能夠藉著電影探討這些恐懼和焦慮。

但是同一時間，我也明白為何大家想多看到讓人愉快的清新電影…我想即使我再拍這類型比較開心和樂觀的電影，心裡還是會不斷地去思考著這些內在的憂慮情感和人間的苦難，或者會在樂觀處境的電影中表達出這種想法也說不定呢。

動映地帶: 作為韓裔僑民的後代，族裔背景是否對你在日本從事電影創作帶來什麼影響?

李: 這是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如果你有留意我以往拍攝的電影，便會發現很多部的題材，都有涉及少數族裔，或者在日本被邊緣化的社群，當中包括《怒》的沖繩人和同性戀社群、《Unforgiven》中北海道受忽略的阿伊努族原住民等。我覺得我對少數族裔問題的探討，可能不是局限在韓裔的角度。身為在日本成長的韓僑後裔，讓我對這些問題的觸覺比較敏感，也容許我能全面和主觀地，對角色的內心更為感同身受。

不過我想強調一點，我不是有意識地把少數族裔的課題置於電影之中。對於我來說，這不是少數族裔和少數族裔之間的事，也不是少數族裔和主流社會的差異，我關心的是生活，即平常人真實的生活。在生活之中，有時候只要很小的事情發生，本來在主流社會的人，也可能會突然變成少數族群。也有一些情況，小小的改變，會讓我們對少數族群有不一樣的看法。我最感興趣的，正是去探討在主流中觀看少數，或者當中對主流社會的意義。

動映地帶: 讀過一些你的訪問，你說將來想拍一部日本韓裔的故事。你想透過電影探討什麼樣的課題呢?

李: 我相信這是很久以前的訪問了，哈哈。當時我的想法，是要拍一部類似《教父》的史詩式故事，描述韓國人在日本的歷史，不過現在我暫時沒有特定的相關計劃。現在想起來，我會好奇當初一旦真的開拍這樣的電影，我會用什麼方法去處理這個題材。

很多人想到韓僑在日本的電影，都只會想起在日本生活的韓國人，或者是韓僑和日本人的關係，但是現在如果要我拍這個題材，可能會嘗試有點不一樣的手法，例如採用一個跨國性的角度，探討一下在日韓僑和韓國半島的聯繫，或者是南北韓的問題，我相信從更寬廣的角度去看事情，會比較有趣。

只有得過獎的人才能被信任拍電影

動映地帶: 這些年來，日本電影業經歷不少起跌。作為業界中堅分子，可否分享你對近年日本電影面臨的挑戰的看法。

李: 日本電影業界面臨的問題不少，我很難代表業界說明。不過就個人而言，最讓我失望的是，我們給予觀眾的選擇太少了，即是電影類型的選擇。雖然現在日本的戲院數目愈來愈多，但是可供選擇的電影卻剛剛相反，是愈來愈少。我希望看到更多不同類型的電影，一些觀眾以往不熟悉的，在他們安全領域外的電影。現在日本已經有太多所謂的安全電影(編注:英文翻譯為comfort film，意思大概為比較通俗，不用太多思考的商業片)，我認為應該給予另類的電影更多機會。

事實上，我覺得這不只是電影業的問題，在其他流行文化領域上也是如此。現在有一種情況就是，觀眾不願花錢或時間在一些他們以為不值回票價的文化作品。正因如此，大家都去看一些在投資回報率上較安全的電影。

在我的電影生涯中，年青時曾嘗試創作一些較有思想衝擊性的電影，但現在日本影壇比較歡迎一些較簡單的電影，就是讓你哭或產生直接情緒的電影。我還是希望能夠看到更多複雜一點的電影。雖然做一些裝作很感動的電影其實也不容易，但是要創作超越表面情感、具思想深度的電影，其實更困難和有必要性。

動映地帶: 說到日本電影的情況，《怒》雖然不是很「安全」的那種電影，但卡士也挺大的。所以現在要組織這麼多當紅演員難嗎?

李: 不難，要找一班當紅好演員，像《怒》一樣的話，是不特別困難的。最難的是要說服電影公司和監製，這樣的電影能夠取得票房。如果一部電影被認定能夠賺錢，要組班是不難的。說到底，最難的還是要籌組一部對於一般觀眾來說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和欣賞的電影。

動映地帶: 你曾在日本的電影頒獎禮中獲得不少獎項。所以獎項有助開戲嗎?

李: 是的，絕對有幫助啊，甚至可以說是到了一個有點不幸的極端，就是只有得過獎的人才能被信任拍電影。不過以往獲獎也不代表將來一定能拍出好的電影。

動映地帶: 能否透露以後有什麼新電影計劃?

李: 我今年43歲了，希望趁身體還比較健康和富有活力的時候，開拍一部有關戰爭的電影。故事背景可能是設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我不是說要拍《鄧寇克大行動》那種戰爭片，不是拍戰場或前線那種，而是講戰爭周邊的問題，可能是講戰後的情況，或者是戰爭後對人們帶來的影響等，這是我目前最想拍的題材。

動映地帶: 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李: 謝謝。

總結
總括來說，是次訪問的進行十分成功。我們特別多謝李相日導演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我們的專訪，不厭其煩地詳盡解答了所有的問題﹐ 分享了很多心得和感想。另外，特別鳴謝JFFSF的Manami Iiboshi小姐、Christopher Scott及Larsen公司的Vincent Johnson的幫忙。

謝謝！

文/ 採訪/ 攝影﹕ Kantorates
09/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