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紀錄導演謝慶鈴專訪(Part II)
從台灣新電影到千禧年後的復興
動映地帶: 你對台灣新電影導演有什麼樣的理解?當人們把這些導演歸類成新電影的一部分，你覺得他們在創作
上是否有什麼異同之處?
說到台灣新電影，它不是一個自覺性的，不是說有個人跳出來，然後說我們大家來做電影，找幾個人來寫一個manifesto，我
們來拍戲，不是這樣的。它是一個時代剛好到了一個點，剛好那些人三十幾歲，在外頭念了電影回來，正準備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台灣各方面的腳步，政治經濟也好，剛好走到一個地方，讓他們有機會去做。所以他們自從在那個點上碰到，然後一起拍
了一些電影。
其實新電影時期的每個導演的風格都很不一樣。侯孝賢、楊德昌、萬仁，這些導演我們都知道，說到他們的共通點，就是說為什
麼是新電影?其實新電影之前，我們台灣拍到的都是商業電影，比較主流和娛樂的，都是那個時候流行的電影，好像武俠片，就
是一些比較流行的類型片，跟一般人的生活沒有關係。但是當這些新電影的年青導演回來，剛好台灣社會上很大的轉變，讓他
們想要去搜索台灣人當時的，或者是台灣近代的經歷，例如說《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就是一些剛開始80年至85年的
電影，通常都在講一些小時候的回憶，就是很真實地去搜索台灣人的一些經歷和故事，然後慢慢它會演變成去講台灣的近代
史，譬如說89年的《悲情城市》。
動映地帶: 過去三十年，台灣電影業經歷起起伏伏，從九十年代的蕭條到後來千禧年《海角七號》以後的復興，變化 不少。你認為現在台灣電影是什麼狀況?
謝: 我覺得新浪潮不只是台灣有，台灣的新浪潮是跟隨著一個全球新浪潮的潮流底下，我們發生的一個movement。我
們的小浪潮是大浪潮下的一部分。只是在我們這個小小的浪潮，譬如說，電影裡訪問了很多現在的導演，年青的導演，包括法國、
泰國的，他們看到了侯孝賢的電影，讓他們想回去拍片。
是枝裕和，日本一個很重要的當代導演，他看到侯孝賢的電影後，說這就是他想拍的電影。所以我們這個小小的浪潮，其實造成了
很多的影響，到現在也是。譬如說我個人在國外，我的正職其實不是導演，是鹿特丹影展的策展人，還有一些其他的歐洲影展，在
那裡碰到很多的外國電影人，包括很多年青的導演，每一個人都知道台灣新電影，而且他們都非常熟悉。很可貴的是，我們小小
的浪潮，造成全球性的影響。
它實際在票房上從來都不得力，尤其是在台灣，譬如說它在80年代剛出來的時候，好像《小畢的故事》，票房好得不得了，開始就
造成很多假的新電影，很多片商就覺得這麼好賺，排場都不用，也不用明星，簡單的拍一個故事就可以賺這麼多錢，很多人就開
始拍所謂新浪潮題材的電影，也是因為這種偷雞摸狗的關係，當時商業的情況不太好。當然也不能否認，這些導演從開拍自己
過去的實際經驗，大家觀眾都很容易relate，可以去感受，很珍貴，終於在電影看到跟我們生活相關的，但當這些導演開始往
前走，更多往藝術的一面走，變成觀眾開始跟不上。我覺得觀眾的素養，對電影的了解、要求，是有落差的。
說到《海角七號》以後的台灣電影，其實新浪潮的電影可能只有前面兩三年的時候賣座是好的，再來就一直不好。到1991年，晚
十年出來的蔡明亮，被捲進來說他跟這些新電影導演一樣，都拍觀眾不喜歡看的電影，不在乎觀眾，拍一些難看的電影，其實蔡
明亮跟新電影沒有關係。他會被抓進來一起講，只是因為他同樣拍一些不賣座的電影。
所以說，整個90年代到2007年，的確台灣電影跌入了一個很低的低潮，從原來一年200多部電影，到最低的時候20多部。這段時
間的確是很黑暗的，很多年青人想拍電影，但是有這些大師在前，我看到的很多電影都有這些大師的影子。
2007年《海角七號》之後， 你現在看台灣的電影，大部分都很商業，但是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風格。一個很好的現象是，感覺很有
生氣，觀眾也回來了，覺得就會有機會。因為電影不是一個簡單的藝術，它是一個工業。工業需要很多的人，很多的資源，所以若商
業的工業這一塊是健全的，台灣人是想看台灣電影的，那我們這個市場可以蓬勃起來，那我們可以有足夠的資源去滋養比較藝術的作品。
動映地帶: 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 謝謝。
總結
總括來說，是次訪問的進行十分成功。我們特別多謝謝慶鈴導演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我們的專訪，不厭其煩地詳
盡解答了所有的問題﹐ 分享了很多心得和感想。
謝謝！
文/ 採訪/ 攝影﹕ Kantorates
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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