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周記 - 如何解讀《給十九歲的我》案
撰文： Kantorates | 發布日期： 2023年02月11日
2023年02月11日
如何解讀《給十九歲的我》案 by Kantorates
港產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去年在電影節首映好評如潮，後來作有限度放映也獲得良好口碑，直至最近影片正式作商業公映，卻突然遭到參與拍攝的一名學生聲討，繼而迎來排山倒海的攻擊，令到這部電影和導演張婉婷，由天堂急墮地獄，近日事件愈演愈烈，不但電影宣布停映，張婉婷也遭到鞭屍式的各界公審，戲劇性之強比起電影更甚。
本文不在談討誰是誰非，畢竟在網絡上要作出公審何其容易，網上發言也不用負責，早在兩年前談及宣明會案的編輯周記文章中，已提及當今網絡時代當下，世上(不獨是香港)網民如何輕易成為羊群，任由媒體或KOL意見領袖綁架道德民意，不求甚解下就輕易附和別人，成為批判幫兇。在真相未明(或永遠可能難以辨明)的情況下，輕率作出判斷並非好事，況且現在案件還在擠牙膏式放料階段，幾乎每日都有新鮮猛料，難保之後會突然又來一次戲劇性的大反轉，跟車太貼很易墮崖。
有關今次事件，主要想提出幾個問題，以供讀者參考和思考。首先要問的是，為何是現在?按照聲討學生所言，她一直都不贊成公映，但卻哭訴無門。如果是港人眼中的極權社會，含冤受屈的機會或許較大，但在香港媒體力量如此龐大的地區，真的可能會發生這種事嗎?尤其看看現在事件鬧大，媒體可是一窩風處理，事件也不涉及內地或政府等敏感議題，不涉審查管制，學生如早覺不公，為何不及早向媒體求助，在上映前作出封殺，而要等到上映後才揭發? 或者應該反問，為何女學生早已表達不滿，但由去年至一個星期前，一直沒有媒體跟進事件?
關於時間點的問題，《給十九歲的我》的公映日期，早於去年底已宣布，不是今時今日，所以要封殺電影，不是應該最遲在上月開始發難，以便阻止其首映?比較有趣的是，這個公開發難的時間，張婉婷也有另一宗新聞見報，就是她獲香港政府委任為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的非官方成員，當時有港媒報道事件時，聲稱有網民呼籲杯葛電影，究竟這兩件事有沒有什麼關連，讀者大可自行判斷。
第三個問題就是有關電影發行，現在千夫所指的矛頭只有導演張婉婷，奇在發行公司高先電影可以完全置身事外，除了公布電影停映，幾乎完全沒有就這部電影引發的爭議，提出任何官方聲明或解釋。而更奇的是，這部電影是在上映至今票房近千萬才停映，媒體或網民為何厚此薄彼，完全沒有人質疑發行公司在整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既得票房收益分賬問題，而是集中在對張婉婷的道德鞭撻?著實教人感到驚訝。畢竟案件除涉及學生私隱，還包括作品由學校籌款變成商業牟利的目的變更，現在事件鬧得這麼大，校方和發行公司總不能一點不足交代吧。
第四個問題就是拍攝同意書簽署，究竟是學生本人還是學生家長簽署，以及是拍攝之前或之後簽，當中條文是否清晰，很多細節其實都沒有清楚交代。按照荷里活規定，一般未成年者亮相幕前，同意書多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而拍攝同意書大多在出鏡前簽署，但也不無在後來補簽的情況。同意書條文都是大同小異，清楚易明。如果有演出者拒絕簽署，劇組肯定不會錄用，以便事後糾紛，因此《給十九歲的我》的女學生聲稱沒有簽署，但父母有否代簽，其實頗關鍵。另外，劇組應一早知道有學生不願簽署同意書，為何仍冒險拍攝，也讓人好奇，尤其按該女生的大控訴所言，她根本完全不想參與，那為何編導在整個過程沒有意識到事情已惡化到這麼嚴重的情況呢?這是人為疏忽還是故意忽視，著實可圈可點。
第五個問題當然就是針對張婉婷的指控。這些指責大部分都是說她拍戲經常採用側側膊，過到骨就算的態度，藐視條文和其他人感受。其實這種所謂打游擊的拍攝法，以往港產片非常普遍，不管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經常都有劇組採取非常手段拍攝，例如未申請牌照在公眾地方拍攝，或者把途人攝入鏡頭等。作為八十年代香港導演界中堅分子的張婉婷，她的做法基本上都是延續這種傳統，要怪只能怪她未能與時並進，不明白現在港人的法治和公民意識已跟以往不同。事實上，看她近日的不少訪問，談及以往偷雞拍戲的方法還是津津樂道，甚至是出事後出席記者會的發言，都會覺得她至今都不認為這些游擊式偷雞拍攝方法有何不妥，還直認拍攝時採取的種種側側膊做法，便可明白為何事件愈鬧愈大，無法收科。當然正如上述，張婉婷出席記者會時「懵下懵下」，泥沼愈踩愈深，任人魚肉，發行公司竟然無人護駕或預先教路，也是匪夷所思。不過無論如何，在學校和發行公司隱形的情況下，張婉婷能夠負起責任，一個人面對公眾傳媒，一個人道歉，單是這份承擔，還是值得尊重。相反所謂的聯合導演郭偉倫，在事件鬧得最大時完全失蹤，直至日前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名單揭曉，才突然發聲慶祝，真的讓人大開眼界。
事件往後如何發展引人好奇，按照目前已知資料，以及事件已變得高度政治化，等於形成死結，相信要恢復公映希望不大，就算真能發行，也很難吸引觀眾入場。
Kantorates